心理誌 PsychoLife：一份由臨床心理師編輯的刊物 Clinical Psychologists stand by you

撰文｜游于涵 臨床心理師 採訪｜洪兆怡 臨床心理師
陽光耀眼的早晨，陽光自大大的窗台無畏地竄入。映入眼簾的是一對小腳丫伸出床緣，輕巧地擺動著。那個畫面伴隨一個念頭：「這場病如此折磨，而這孩子實在不容易，辛苦了。」我可以凝視那雙小腳好久好久….
一、角色定位的重整 在團隊中，「臨床心理師」被認為是「協助」孩子與家庭的角色，但我發現若把自己視為一位「任務導向」、「位於上位」的臨床心理師時，當面對初診斷家庭的哭喊：「為什麼是我的孩子?」，孩子哭訴：「為什麼我要一直打針？」、「為什麼我不能去學校？」時，我竟焦急的把自己困於一定要回答「標準答案」的桎梏中，反而無法真正進入孩子和家庭的內心世界，然而，殘酷的事實是即使我「答對」了這題，孩子和家庭的困境也不一定能迎刃而解。 進入病房後，我想成為一位陪伴家庭走一段路的「人」，而不是任務取向的「臨床心理師」，我會用孩子視角「觀察」，辨識他內心的需要，當孩子希望我帶來「歡笑」，我會帶一些他喜歡的玩具與他創造美好的時光；當孩子渴望「自由」，我會和他花一些時間談談困住的感受和獲得自由的計畫。這段時間，我放下了有別於醫療團隊專業角色的枷鎖，讓團隊專心於治癒疾病，讓家長專心於調整家庭與生活的平衡，然而家庭中，時常會為了要讓孩子遵從醫囑的同時，又想做些什麼來彌補孩子的痛苦，導致親子間產生爭執或矛盾，當彼此心力交瘁時，我會擔任孩子的「忠實朋友」，帶著孩子與家庭「一同」重新看見被疾病暫時掩蓋住的美好本質。
二、重新看見孩子的韌性 我相信每一次的苦痛對於個體都有不同的意義。孩子相較於大人，容易被放在脆弱的位置，病房中父母常會不小心成為「孩子的代言者」或者過渡成為「孩子的幫手」。從發展心理學的角度，每個孩子都有向上發展的本能，當我與家庭一同為孩子搭起安全的防護網後，會發現孩子比我們想像中的更加勇敢。 記得曾和一位每逢打針必定驚天動地的孩子會面，原本在病床旁有說有笑的他，一聽到護理師請他去治療室時，瞬間全身發抖說不出話。我問他：「要我陪你一起去嗎？」他點頭。我們前往治療室的路上，看見他舉起沈重的小腳，艱辛地往前跨步，但他沉穩的呼吸和緊握的手，彷彿也告訴著我：「我可以的」。孩子最後有別於以往的順利完成打針，但那不是因為我們特別做了什麼，而是我們陪伴著孩子一起見證他的韌性。
三、重新看見孩子的笑容 孩子的「笑容」是最真實且富有感染力的，我始終相信，疾病是不會讓孩子輕易失去最單純…

受訪｜何詩君臨床心理師
   採訪｜李蕙君臨床心理師 《病人自主權利法》在2019年1月6日正式施行，這部以病人為主體的法律，保障病人知情、選擇與決定的權利，讓人可以對自己的善終提出想望。我們邀請永康奇美醫院緩和醫療中心何詩君臨床心理師來分享，臨床心理師在這部法律中的角色，以及她對這部法律的觀察與體悟。 詩君心理師在2017年進入奇美緩和醫療中心時，醫院已開始「預立醫療照護諮商」的試辦，民眾可透過預立醫療照護諮商後簽署預立醫療決定，具體化實踐《病人自主權利法》所保障的善終權益。隨著今年正式施行後，預立醫療照護諮商成為自費項目，同時也迎來了許多挑戰。 「這不僅是我們的權利，也是我們愛自己與愛家人的方式。」 「這是對生命尊重的一種方式，我們可以用自己想要的方式被照顧，然後離開、被家人記得，而不是家人被迫替我做一個不知道是否符合我想要的決定，未來夜深人靜的時候，反問自己做的到底對不對，造成病人跟家人都很受苦。」詩君心理師溫柔而堅定的說，「每個人的生命經驗，難免都會遇到須照顧家人或是家人即將離開的情況，協助做醫療決定這件事情，走過的人才知道這些決定很受苦，雖然都是愛，但也愛得很辛苦。」 「我們有了談論生死的機會。」 過去台灣民眾不太談生死的概念，家屬在家也很難向病人提起，但到了醫療場域，大家比較可以接受醫療人員與自己討論未來的治療計畫，例如，當治療到了極限時，病人希望如何被對待。預立醫療照護諮商的過程中，即是在幫助醫療團隊了解病人的意向，並澄清病人對疾病的想像與現實醫療情況的落差。 「這是社會的進步，讓醫療開始看見『人』，傾聽一個人的聲音、一個人的生命故事、一個人想要的價值在哪裡。」 人雖然沒有辦法決定怎麼開始自己的生命，但能決定最後想用什麼方式離開。華人社會的特色屬於緊密的人際連結，往往不是自己做決定就可以，因此在這過程中也會邀請民眾帶二等親以內的家人一同前往，可以更了解彼此的心意與顧慮。 詩君心理師指出，臨床心理師在預立醫療照護諮商的過程中，主要扮演促進溝通及功能評估的兩大角色。

1、化解衝突並促進溝通 「我們希望民眾簽署的預立醫療決定，在未來實際遇到這些情境時是可以使用的，所以在諮商時會盡可能討論各種將來可能遇到的情境與衝突，讓各方可以把立場講清楚。」

撰文│黃承瑾臨床心理師 邀稿│黃敏怡
校稿│黃敏怡、沈枚萱

您身邊是否也有幾個像這樣的人？ 總是不太會看人臉色，理所當然地講出讓人捏一把冷汗擔心他被揍的話。常聽不懂別人的挖苦或是笑梗，在大家哄堂大笑時顯得一臉狐疑。做事總在一些旁人看來無關緊要的部分，堅持照著他獨特的方式進行，即使費時費力仍不願妥協退讓。


       過去大部份的人大概只覺得這些人古怪又難搞，不會認為這些人有什麼困難需要專業協助，然這幾年受到政治公眾人物及影視媒體（如：美國影集《The Big Bang Theory》中的主角Sheldon）高曝光度的影響，亞斯伯格症（Asperger’s Syndrome）的媒體能見度大幅提高，也讓許多在社交互動及人際溝通有困難的兒童、青少年甚至成人，開始接受醫療的診斷及協助。 在2013年美國精神醫學會出版的精神疾病診斷與統計手冊第五版（DSM-5）中，亞斯伯格症已與其他相關診斷被統一歸類至自閉症類群障礙症（Autism Spectrum disorder）中，新版準則以社交溝通及互動缺損、侷限反覆的行為及興趣做為兩大核心診斷特質，並以需要支援的程度來區分患者症狀的嚴重程度。過往被診斷患有亞斯伯格症的人，現在可能會被診斷為嚴重程度較低之自閉症類群障礙症。
被樣板標籤化的亞斯伯格症 　　然而，即便亞斯伯格症這個名稱越來越廣為人知，大眾對這類社交困難者的了解似乎卻侷限於較為簡化的樣板形象。例如：認為亞斯伯格症患者個個智能天賦異稟，或是認為他們天生白目又自私，容易為了小事就發脾氣，而且一輩子都無法改變。但這些樣板形象真的能夠代表亞斯伯格症患者的真實樣貌嗎？ 首先，亞斯伯格症患者真的都「白目而且自私」嗎？亞斯伯格症患者確實常未顧及場合及對象就直率發言，且表達內容多僅考量自身立場。然而對亞斯伯格症患者來說，他們多數時候不是「刻意」如此，而是對他們而言，要注意到他人臉色及團體氣氛，並在他人不明說的狀況下去推斷他人的想法及需求是較為困難，需要額外地專注、觀察與推論。但其實，一些能力較好、年紀較長或接受過訓練的亞斯伯格症患者，在理解及認同自身行為會對他人造成不快後，通常是願意嘗試調整或克制自己的行為，甚至願意去滿足自己所重視的人所提出的需求的。 再者，亞斯伯格症患者真的都很「情緒化」嗎？亞斯伯格症患者貌似突如其來的激烈情緒反應，其實常與他們對於感官刺激不尋常的知覺（例：過度敏感）以及人際壓力有關…

撰文 | 李維庭 臨床心理師
精神科病房的印象
-覺得很警戒，深怕有人從背後襲擊       不少人跟我說，當他第一次參訪精神科病房時，整個人相當警戒，深怕有人會從背後襲擊自己，因而感到很緊張，直到走出病房，才覺得自己安全而可以放鬆。        為什麼會產生這種感覺呢？仔細想想，或是詢問前來參訪的人，就會發現這些緊張的感受，大多來自於對精神病人的想像。社會大眾對於精神病人的想像，有許多來自成長過程中所聽聞的，對精神病的描述，這些描述無論是媒體報導的，或是周遭親友談論的，似乎都在傳達「精神病人是可怕的，行為不可預測，隨時可能傷害別人或自己，無法被理解」的樣貌。       殊不知這些描述的起點，本身就有著「以偏概全、過度類化」的認知偏誤，只擷取了在少數特定狀況下，對精神病人片面行為的主觀描述，無法洞悉精神病人的整體客觀樣貌。身為社會大眾的我們，以為這就是精神病人的表現，將這些描述收錄在我們記憶庫中，形成「刻板印象」，也造成社會大眾對「精神病人」的負面標籤，污名化由此而生，導致許多人首次參訪精神科病房時，感到恐懼與警戒。  你看起來不像有精神病的樣子
-個別差異大，不容易簡化成典型的樣子。       文雄在一次搭長途客運的場合中，和剛認識的鄰座聊起天來，談到近來很受歡迎的影集「我們與惡的距離」，討論到精神病的話題。文雄提及劇中寫實的一面以及不足的部份，對方大讚他對精神病的瞭解十分深入，文雄後來向對方表示，他其實是一位精神病人，目前在社區復健中心復健，對方略感訝異地說「你看起來不像有精神病的樣子﹗」，文雄雖然感到高興，但同時也覺得難過。高興的是，他終於給人像個「正常人」的感覺；難過的是，社會上對精神病患者，仍有所謂「精神病的樣子」的刻板印象。       「精神病的樣子」到底是什麼樣子？是像「我們與惡的距離」中「應思聰」一般，腦中充滿幻聽、一個人關在房間裡、有著獨特的執著，或是吃藥後受副作用影響，口齒不清、無法安坐、反應變慢…等，還是另有其他？服務於精神醫療的醫事人員都知道，精神疾病有各種階段，各種樣態，也有不同類型，個別差異很大，很難簡化成一個典型的樣子。但會住院的病人，大部份是「精神病」的患者，而非「精神官能症」的患者，「精神病」患者以思覺失調為大宗，亦有少數的躁鬱症患者，會在發病時期進入精神病的狀態。
思覺失調症的病人，多半不知道自己已經生病，在感官知覺上產生變異，嚴…